Hope Talk: Going Home

有的人想回家，有的人想離家；有的人選擇不回家，而有的人回不了家。

一個寫字的人，曾經嘗試回家數次，但為什麼回家的路卻如此遙遠漫長，無法企及?

在多元移民、頻繁流動的社會中，我們或多或少都曾懷抱著鄉愁入眠。有時候是對家人的想念，有時是眷戀土地，或是在片刻轉瞬中，猛然侵襲我們的氣味、聲音與畫面。

2000年，作家貝嶺因在北京印刷出版《傾向》文學人文雜誌而入獄，後被遣送至美國，輾轉旅居美國、德國、台灣，旅行足跡遍至許多國家。時至今日，卻已長達18年未能返回他成長的地方 – 北京。而今天的北京儼然已轉變成完全陌生的城市面貌，我們且聽他娓娓道來，他人生中最後的北京，是以何種印象深植於他的心中? 午夜夢迴時分，北京又以何種風景浮現在他的眼前?

節目與溫哥華作家節共同呈現，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與UBC中華研究中心支持。

我最後的北京 全文

我最後的北京[1]

貝嶺

闊別九年，北京，每一步都是重逢，每一步──都是告別。

2009年11月19日晨八點半，陽光將首都機場第三航班樓候機大廳。一左一右，兩位年輕的機場警察，一個手上攥著我的護照和登機卡，另一個全神貫注。我在中間被「監護」著，拖著行李箱，一步不停地往最深處的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班機登機門走去。

我問警察：「你知道國家為何禁止我入境嗎？」警察回答：「我不知道，我看你挺斯文的。」我說：「因為我從事文學。」警察無話。

國航CA185班機登機門前已空無一人，久候的驗票員彬彬有禮，警察解釋，並遞上我的登機卡，我入登機門，穿過登機甬道，警察緊隨，直到機艙口，他將護照交還我，看著我走入機艙內。我可以想像，他們將守在機門口，直到飛機啟動、滑行，起飛，直到我被確認離開北京。

北京，九年前的8月底，出獄便是流亡。

警方高官宣稱：「你必須被遣送美國，你要為中美關係作出貢獻。」那年，我犯的是「非法出版罪」，因為我在北京印刷了《傾向》文學人文雜誌第13期。

九年後的11月18日，我坐上由德國法蘭克福飛往北京的中國國航班機，機艙內，空姐的京腔、京味，北京乘客的「痞」；北京的懶散，北京的隨性，我已置身在北京的氛圍裡。

八個小時後，清晨六點半，窗外，天濛濛地透出了亮。廣播響起：「各位旅客，請繫好你的安全帶，飛機將在二十分鐘後降落首都機場。飛機下降，此刻，我移坐到艙窗邊，開始凝視窗外。天邊，絳紅色的晨光，群山，渺小的建築物漸漸矗起。我的心提起來了，河北，北京。北京，我抑難自持。

降落，俯衝。我看到群山延綿，晨霜的大地廣袤。漸升的太陽下，雪堆閃爍，樹木兀立，枝杈，正倔向天空。依如我早年詩中的想像：

山巒般起伏的北方

落錯強悍

飛機落定。旅客走出飛機，走入連接艙口與機場大廳的臨時甬道，寒風撲面，零度的北京，多熟悉的氣溫啊──清醒的凜洌。

踏入了，進去了。回來了，我回來了。

巨大簇新的首都機場第三航班樓候機大廳，它的造型如飛翔般恣意，一排排的皮椅一望無際，（定居柏林，前往北京辦畫展的）日本藝術家感嘆著。入境大廳前的疾病檢疫關口排起了長長的隊伍，旅客們一個個地遞上了健康狀況表格，戴著大口罩的疾病檢疫姑娘，用京腔告訴我：「你填的不全，請到一旁補填！」我退到旁邊，索性拿起相機，拍攝。

經過了疾病檢疫關口，我和日本藝術家在入境大廳前相擁著告別。此刻，天已大亮，無邊的窗外，空空如也的停機坪上，三、兩架飛機稀稀落落地停著。我走到入境關口前，問閒著的海關人員：「請問，假如是過境轉機，可以入境北京嗎？」海關人員答道：「如果時間允許，你可由右側的過境關口立即入境，可以在北京逗留不超過24小時，可你不能錯過你轉機班機的起飛時間。」

我謝過，走向轉機關口，排隊。我抑制著將要在機場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的沖動，我要給家人，給久別的友人們一個驚喜──我在北京了。

遞上護照和轉機卡，櫃台關員把我的名字鍵入電腦，他眉頭一皺，盯著電腦螢幕，他隨即抓起桌上的白色電話，對著電話說道：「這裡有些狀況，請人過來。」我的心一沉，站在一旁等候，一個海關官員走了過來，仔細查看著電腦。

「請問，你的中文名字是XXX嗎？」

「對。有問題嗎？」我說。

「我們需要核查一下你的身份， 請問你是哪年出生？」

「x年x月x日。」我答。

「請你跟我們來一下，我們要核查一下資料。」他說。

我的直覺 ，「我上了國家的黑名單嗎？」我脫口追問。

官員沒回答。此時，兩位戴口罩的警察要我和他們走一趟。我們並排，直走，進入掛有機場警察中隊招牌的通道，我被帶入一間寫著「詢問室」的房間，一位戴口罩的警察讓我坐下，他則坐在我的對面目不轉睛地看著我。我問：「這是扣留我嗎？」，他說：「不是，是需要核查一下我的證件。」我定了定神，評估可能的情形，搜身？扣人？因我在法蘭克福書展的「所作所為」小審或大審？既來之則安之。我由行李箱中拿出月前在法蘭克福書展中國館買的、上海譯文出版社版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（karl Jaspers）的《時代的精神狀況》（Man In The Modern Age）中譯本來讀。戴著口罩，「正襟危坐」的警察則繼續目不轉睛地盯著我。「詢問室」不大，被人盯視下的閱讀並不自在。讀了兩頁後，我合上書，打開旅行箱，拿出手提電腦，啟動，想看看電腦顯示上的確切時間，警察見狀，說：「在這裡不可以上網。」我反問：「機場大廳上不了，詢問室會有免費無線網路可上嗎？」小警察回說﹕「去年奧運期間曾有過免費無線網路可上，現在確實沒有了。在這里不可以上網是規定。」我看電腦，時間已是八點十多分。我說﹕「我得上廁所。」小警察用手機請示，隨後，他帶著我，走過通道，來到廁所，廁所內無人，他站在不到一米遠處，不以為忤，仍目不轉睛地盯著。我站在小便池前，為擋住他的視線，身體斜傾，貼住便池，再掏出……我窘，我以為他會避開，可他面無表情，仍舊盯著，我渾身不自在，許久，尿不出來。

我這一生中，從來沒有被男人盯著小解過，女人？好像也沒有。我告訴小警察：「撒尿也要監視嗎？你這樣盯著，我撒不出來。」小警察面無表情，仍一動不動地盯著，我的火上來了，頭扭向他，對視，用眼神告訴他，再盯著，我就要「發作」了。我們「對峙」，我用目光逼視，小警察有些不自在了，顯然，他並不是天生喜歡看「壞人」撒尿，可他的職業有要求，「壞人」不能在他的視線外。終於，他身體側斜，頭稍扭，目光錯開，用對我半看不看的方式避開了我的目光。呆立在便池前的我，稍稍放鬆，終於，「水」放出來了。

半小時後，另一位海關官員在兩位警察的陪同下走入詢問室，他立定，舉著我的護照字正腔圓地宣佈：「經確認，你是禁止入境人士，不可以入境北京。所以，你在機場轉機候機期間將受到監控，不可自由活動。現在，你將在警察的監護下，前往飛往臺北的國航班機。」

「你是禁止入境人士，不可以入境北京。」「你是禁止入境人士，不可以入境北京。」「你是禁止入境……」這聲音似乎在我耳邊盤旋、反覆，我在確認一個早有預感，卻不願面對的事實。我楞著，半晌，我用微顫的聲音，一句一頓地說道：「你們知不知道我是北京人？北京，對我意味著什麼，你們知道嗎？」我的聲調冷靜，不，含有憤怒。「我年邁的父母就在離這十公里之內住著，你們知道嗎？」我幾乎不能停頓，甚至辭不達意：「告訴你們的上級，再轉告胡錦濤先生、溫家寶先生，禁止入境黑名單上有多少人都和我一樣，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？」「請問，我因為什麼被禁止入境中國？告訴我為什麼？」

官員和警察們並未打斷我，他們聽著，聽完了，警察們瞧著官員，官員的臉上則帶著一絲無辜，氣勢不再，回說：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？或許，你應該比我們更清楚原因吧。」

八點四十五分，由北京飛往臺北的國航班機滑升。初冬，有著壯觀的平靜。我貼著機窗，由至上的高度，俯視，以更強烈的專注，為視野中的北方定格──樹木從容，原野遼闊，北風，呼嘯著，大地洗塵。我斜望下面的前方，一排排平房遠去，而炊煙，正杳杳升起。

痛，緩緩襲來。我，祖國的禁入者，抑止已久的淚漸漸盈眶。

這是我的北京。

我最後的北京。

[1]貝嶺於2009年10月至11月在德國先後參加法蘭克福書展（期間和2009年諾貝爾獎文學獎獲得者荷塔‧穆勒（Herta Müller）會面）及國際詩在線（lyrikline.org）十周年柏林詩歌節。再於11月19日晨，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班機由德國法蘭克福飛抵北京。在北京首都機場期間，受到北京機場警方置留，並授命宣佈：「你是禁止入境人士。不可入境北京。」再由警方監護轉機台北。貝嶺的托運行李在北京被置留，未隨機至台北，後於當夜11點送還至貝嶺在台北的寓所。